毒品政策和人权的交点有很多。源自于毒品管制的人权侵犯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已经被很好地记录,包括:

  • 对生命权的侵犯:使用死刑或法外处决毒品罪犯。
  • 对自由权的侵犯:通过酷刑、非人道或卑鄙的对待或惩罚(包括任意地拘留和在强制扣留中心虐待)毒品使用者。
  • 对健康权的侵犯:与受限制获取的必需药物相关,包括治疗药物依赖的美沙酮和缓解疼痛的药物。
  • 对社会权和经济权的侵犯:强制作物铲除活动的实施。
  • 对有权不受歧视的侵犯:少数民族,土著群体,青年和妇女遭受歧视性的禁毒执法。

哥伦比亚空中喷洒
 

在2008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处理世界毒品问题……必需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以及国际法的其他规定,特别是要充分尊重……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美国监狱人满为患


尽管有这么个声明,但是在联合国系统内协调关于人权与毒品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传统上显著地缺少一致性。当联合国毒品控制主体在他们努力实现“无毒化社会”中倾向于忽视人权的原则,人权机构已经很少注意毒品政策的问题了。这个情况慢慢地得到改善,联合国人权机构,比如联合国酷刑特别报告员健康权特别报告员现在已经呼吁各政府不要以毒品管制的名义侵犯人权。然而,联合国管制机构仍然非常不情愿地将人权的问题纳入到他们的政策和方案中去。

 

国际毒品政策联合会(IDPC)呼吁毒品政策的转变,即应当将人权法作为毒品控制的核心,专注于:

  • 提升公众健康:改进基本药物的获得和发展有据可寻的伤害减少、预防、治疗和护理方案。
  • 促进发展:提供新的生活,减少贫困,并提供教育机会,就业和社会保障。
  • 确保人身安全:法律执行的主要努力方向是那些最有害的和暴力方面相关的毒品市场,而不是低水平的,非暴力的商贩、使用者和易受害的农业社区。

中国的强制拘留中心

大部分的人权公约与毒品政策在许多方面有关,但是非常少的公约是具体地针对毒品的。事实上,人权法在毒品政策上的应用和人权专题领域中毒品管制的考虑在近期都得到了发展。习惯上,法律的分支和政策在实践上是相互分离的,正如前联合国健康权特别报告员保罗·亨特教授所形容的那样,此两者是“平行宇宙”

国际人权系统是由如下人权组织构成的:

  • 人权理事会:该理事会成立于2006年以取代人权委员会。这是在联合国范围内的主要政治人权机构。会议至少持续三周,每年三次,并向联合国大会报告。理事会还进行普遍的定期审查制度,即每个联合国会员国必须就其如何实施人权义务的情况向其它成员国报告。
  • 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人权理事会为了完成任何一个特定国家或专题任务可以设立独立的专家机构或个人。这些包括了健康权特别报告员,酷刑特别报告员等。
  • 高级人权专员办公室:联合国秘书处内,该办公室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姐妹部门。它的职责是帮助国家执行人权义务和主导在联合国系统内部的人权。
  • 人权条约机构:这些是建立在各个联合国人权公约下的独立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旨在监督公约的执行情况,并协助其条款的解释。